清朝靠什么活268年？

01

清朝幾乎吸取了歷代所有中國王朝教訓：

外戚干政：皇子從小從母親那里帶走集中養(yǎng)育，后宮家人是嚴格禁止進入紫禁城。

宦官專權：清代宦官嚴格控制數(shù)量和受教育水平，最嚴的時候只用文盲太監(jiān)。

皇帝私生活混亂和身體健康不佳：從小皇子餓著養(yǎng)大，教育嚴格每天早起早睡，定期習武健身。

北方游牧民族侵擾：皇家公主全部往蒙古嫁，公主構成對蒙古情報網(wǎng)絡，盟旗制度嚴格控制各蒙古部落首領，外蒙晉商使用高利貸嚴格控制邊緣蒙古部落物資。

游牧民族宗教：嚴格控制蒙古流傳黃教和紅教教權喇嘛和活佛階層，皇帝兼任文殊菩薩，同為最高宗教領袖。

伊斯蘭問題：漢地扶持老教和虎非耶教門門宦家族控制穆斯林，嚴厲打擊哲合忍耶教傳播，同時法律制度化歧視穆斯林，主動挑起漢回矛盾，讓二者互相仇視。

新疆問題：新疆地區(qū)反過來扶持與哲合忍耶同出一門教的黑山派打擊與虎非耶同出一門的白山派，強制取締了新疆六城伯克家族世襲城主制度，改為民主選舉伯克輪流坐莊制，互相一直斗奪取城主位置。

西藏問題：搞一種共和執(zhí)政的噶夏制度，四噶倫協(xié)商執(zhí)政，駐藏大臣監(jiān)督，尤其嚴格監(jiān)督活佛轉世杜絕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向蒙古貴族家庭定向轉世的政治陰謀。

軍事后勤和一線作戰(zhàn)分離：吸取明朝教訓，不同地區(qū)后勤都交給地方和專業(yè)后勤商人，清朝的軍隊規(guī)模就是徹底脫水的真實中國一線作戰(zhàn)兵力。

軍人職業(yè)化：清代是宋代之后第一次徹底職業(yè)化的部隊，完全貨幣支付軍餉，采用募兵，只是一般都世代家族繼承。

大面積分散駐軍的維穩(wěn)系統(tǒng)：清代也是第一個做到百人規(guī)模部隊大面積分散駐軍的朝代，配合后勤分離，相比明代更不容易出現(xiàn)軍隊叛變，而且鎮(zhèn)壓民變速度更快，而起義軍面對密密麻麻的駐軍網(wǎng)絡也更難以流動作戰(zhàn)，白蓮教起義就是被困死在這種防御網(wǎng)里。

02

清代選官制度也完善的，

官員要先做預備役(除了殿試一甲都是預備役)

預備役分二種，

第一種科舉考進來的，分2類：

1、正常考一甲以外的進士和舉人;

2、推薦來國子監(jiān)上學考的舉人。

第二種非考試進來的，分3類：

1、花錢買的;

2、八旗貴族和高官的子女蔭官資格;

3、戰(zhàn)功推薦的。

預備役排隊流程

戶部注冊，按類排名：

按考進來-花錢買-蔭官排隊(戰(zhàn)功或者花的錢多可以往前排隊);

排隊以后定期從排隊的人名單里按順序抓一把名單(皇帝可以說這里誰必須進來);

然后這把名單再放一起，為了防止腐敗直接抓鬮(掣簽法，和西藏選活佛一樣);

抓出來的再送戶部審核按以下條件進行銓選：

1、回避：比如花錢買的候補的人不能去管錢的、管人的、管禮儀部門，不準回家鄉(xiāng)當官;

2、年齡和身體：太老太殘?zhí)筇苯犹蕴?

3、考核不合格，有歷史污點的淘汰。

(皇帝這里也可以欽定)

這一步才開始可以腐敗，花錢買考核官分官職：

按照記載，清代康熙以后候補官員達到20萬，這些人基本沒有工資。

于是，候補官員收入主要靠依附權貴或者自己經(jīng)商等。

但是還有一種，就是委派去幫忙實職做代理官員，可以通過這個向正式官員表現(xiàn)，爭取未來可以得到上官青睞可以得到推薦(包括賄賂)。期間基本沒有工資。

再說說清朝官員工資問題

清朝官員工資的特征：低基本工資+非正式國家補貼+半合法化制度化的灰色收入;

低基本工資：明清一系一直奉行低工資待遇，按大米計算知縣收入購買力：

清代月收入3.75兩，折合大米2.51石，清代單位折合現(xiàn)代單位200.8公斤大米;

宋代月收入32.4貫，折合大米54石，宋代單位折合現(xiàn)代單位5238公斤大米。

宋代知縣月收入購買力是清代2086倍，要知道宋代還是趙匡胤執(zhí)行強干弱枝后的地方政府，換唐代只會更高。

有人說了，清代知縣還有其他收入，宋代的收入包括了實物糧食補貼(祿粟)和官田食物糧食補貼(職田)。

這就提及另外一個概念，清代的非正式國家補貼。

非正式國家補貼：即火耗歸公后，地方各級政府可以合法抽取一定比例，以養(yǎng)廉銀的名義發(fā)的補貼。

火耗歸公實際是清朝中央政府強化地方財政控制，要求完全統(tǒng)計所有稅收收入，再把原來地方可自主分配收入控制在中央手上。

還是剛剛說的清代知縣收入，知縣平均下來每月有100兩養(yǎng)廉銀收入，就是67石大米，就是1826公斤大米，加上基本工資的2.51公斤就是1879公斤大米，如此算下來大約是宋代知縣收入的38%。

而且特別說明一點，養(yǎng)廉銀屬于非正式國家補貼，皇帝是可以隨時停了這個東西用來彌補其他地方用度，比如乾隆年間一旦地方遇到戰(zhàn)事立馬停止發(fā)放改用到支持戰(zhàn)爭。

所以為了維持官員體系的正常運行，又形成了半合法化制度化的灰色收入，逼著大家去貪污。

以補貼公務為名允許下級向上級賄賂，

冰敬：夏日防暑補貼

炭敬：冬日取暖補貼

別敬：見面和外任補貼

棚規(guī)：外出補貼

到任規(guī)：新官上任補貼

清代從來不追究這些官員的錢哪里來的，但是一旦皇帝要收拾誰了，馬上會讓人順著這些孝敬資金嚴查，查貪污。

查出來了也不用怕，賠錢吧，于是有了贖罪銀，而且制度化：

繞過司法：軍機處直接處理，不走刑部司法處理;

明碼標價：什么官員交多少錢都有定價;

靈活支付：養(yǎng)廉銀分期支付或者山西商人借貸都行;

不分官民：官民商都可以來交;

預付頂罪：提前主動認小罪交大錢可以豁免大罪。

03

說說清朝大規(guī)模分散駐軍維穩(wěn)網(wǎng)絡系統(tǒng)“汛塘體系”。

清代的分散駐軍策略以“小而密”的汛塘體系為核心，通過將綠營兵力分解為數(shù)百人規(guī)模的駐防單元，形成高密度的控制網(wǎng)絡，實現(xiàn)對基層社會的動態(tài)監(jiān)控與快速反應。

這種布局的本質是以空間換時間，通過縮短軍事干預半徑，將民變撲滅于萌芽狀態(tài)。

汛塘體系的精細化網(wǎng)格化

1. 基層單元的微型化

綠營的最底層編制為“汛”，通常由千總、把總率領，兵力多在50-200人之間。

例如，云南元江營下轄的他郎汛駐軍120人，其他汛如豬街汛、馬鹿汛等多為數(shù)十人。

廣東三縣的汛塘駐軍更呈現(xiàn)“碎片化”特征：開平縣長沙汛駐軍20人，黃涌汛僅6人;

恩平縣的納撫營雖有千人，但分散到各汛后，每個汛塘平均僅43人。

這種微型化布局使駐軍點密度達到“五里一汛、十里一塘”的程度，如云南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前設有354個汛和1991個塘，幾乎覆蓋全省所有州縣。

2. 戰(zhàn)略節(jié)點的網(wǎng)格化覆蓋

汛塘選址注重控制交通要道、關隘和人口密集區(qū)。

例如，云南元江營的汛塘沿茶馬古道分布，他郎汛扼守普洱段要道，既是軍事?lián)c，也是貿易監(jiān)控點;

直隸省的綠營在馬蘭鎮(zhèn)、泰寧鎮(zhèn)等戰(zhàn)略要地設營，每個營下轄多個汛，形成“以營控汛、以汛制地”的網(wǎng)絡。

這種布局使清軍能夠快速響應區(qū)域內的異動，如乾隆年間甘肅石峰堡之變中，分散的汛塘雖未能阻止叛亂爆發(fā)，但為后續(xù)主力集結爭取了時間。

快速反應的制度保障

1. 垂直指揮與跨區(qū)協(xié)作

綠營實行“總督-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十級指揮體系，汛塘直接受上級營、協(xié)節(jié)制。

例如，云南元江營的汛塘歸普洱鎮(zhèn)總兵統(tǒng)轄，遇緊急情況可通過驛站系統(tǒng)在24小時內傳遞軍令。

同時，清廷建立“鄰汛協(xié)防”制度，規(guī)定相鄰汛塘須互相支援，如廣東某汛遇警，周邊三汛須各派20人馳援。

2. 情報傳遞與預警機制

汛塘承擔偵察、巡邏和情報收集任務。例如，云南汛塘兵丁每日巡查轄區(qū)，通過“塘報”系統(tǒng)向督撫衙門傳遞治安動態(tài);直隸省的汛塘還設有“望樓”和“烽火臺”，遇警時以煙火為號，實現(xiàn)“一處有警、八方響應”。

這種機制在鎮(zhèn)壓小規(guī)模民變時尤為有效，如咸豐四年(1854年)安化民變初期，綠營把總劉本立率汛兵迅速抵達現(xiàn)場，雖未能完全控制局勢，但為后續(xù)調集府兵爭取了時間。

實際效果與局限

1. 小規(guī)模民變的遏制

分散駐軍在應對局部騷亂時表現(xiàn)出較高效率。例如，乾隆年間湖北白蓮教起義初期，分散的汛塘兵丁通過“搜山清野”戰(zhàn)術，成功將多股小股勢力扼殺于萌芽;廣東沿海的汛塘在嘉慶年間多次擊退海盜襲擾，保障了地方安全。

這種“蟻群戰(zhàn)術”通過密集的駐軍點形成“治安真空”，使民變難以獲得持續(xù)發(fā)展的空間。

2. 大規(guī)模危機的局限性

當民變升級為區(qū)域性叛亂時，分散駐軍的缺陷便暴露無遺。

例如，太平天國運動初期，廣西綠營的汛塘體系因兵力分散、裝備落后，無法阻止太平軍壯大，最終依賴曾國藩的湘軍等地方武裝才扭轉戰(zhàn)局。

此外，汛塘兵丁長期駐守偏遠地區(qū)，缺乏訓練和補給，導致戰(zhàn)斗力低下。如云南元江營的汛兵“多為老弱，器械銹蝕”，面對石峰堡叛軍時幾乎一觸即潰。

3. 財政與社會成本

維持高密度汛塘體系需耗費巨額資源。以直隸省為例，綠營兵力約3.8萬人，分布于59個營和數(shù)百個汛塘，每年軍費占全省財政支出的40%以上。

這種負擔最終轉嫁到百姓身上，加劇了社會矛盾。

此外，汛塘兵丁及其家屬長期駐扎，形成類似軍戶群體，與當?shù)鼐用駹帄Z資源，反而成為民變誘因之一。

例如清末西北回變誘因之一，就是綠營回兵和本地漢民因為搶奪竹子演變成了仇殺。

歷史啟示與制度遺產(chǎn)

清代分散駐軍的設計，本質是傳統(tǒng)農耕文明應對疆域治理挑戰(zhàn)的權宜之計。

其核心邏輯是通過空間分割與軍事威懾，將基層社會納入中央控制體系。

這種策略在維護王朝穩(wěn)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了傳統(tǒng)軍事制度的結構性缺陷：

技術瓶頸：缺乏近代化通訊和運輸手段，導致分散駐軍的協(xié)同效率低下;

治理悖論：過度依賴軍事威懾，忽視社會矛盾疏導，反而激化官民對立;

制度僵化：汛塘體系一旦成型便難以調整，無法適應近代化戰(zhàn)爭需求。尤其綠營從野戰(zhàn)部隊均為類警察隊伍喪失國防功能就看的出來。

至晚清，隨著湘軍、淮軍等近代化軍隊崛起，綠營汛塘體系逐漸被淘汰。但其“以點控面”的治理思維，仍深刻影響著對邊疆與基層社會的管控模式。例如后世保甲制度和基層治理網(wǎng)格化，均可視為這一理念的延續(xù)與革新。

清代的分散駐軍策略，是傳統(tǒng)王朝在技術條件限制下的理性選擇。

通過將軍事力量分解為微型單元并廣泛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清朝“維穩(wěn)”目標。

04

再說說清朝管控藏傳佛教定向轉世問題。

活佛轉世制度始于十三世紀中葉白教的噶瑪噶舉派。

但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因活佛擁有較高政教地位和龐大經(jīng)濟利益，一些勢力為謀取私利，操控活佛轉世，出現(xiàn)了定向轉世等亂象。

具體情況如下：

俺答汗后代被定向轉世：

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與俺答汗會晤后，格魯派與蒙古土默特部聯(lián)系密切。

三世達賴圓寂后，格魯派為借助蒙古勢力，俺答汗家族為鞏固自身在蒙藏地區(qū)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將俺答汗重孫云丹嘉措認定為四世達賴喇嘛，這是典型的政治與宗教相互作用下的定向轉世。

六世班禪家族相關亂象：

六世班禪時期，其家族中多位成員成為活佛。

六世班禪的哥哥仲巴呼圖克圖掌管扎什倫布寺財物，十世夏瑪巴活佛卻朱嘉措與六世班禪是同父異母兄弟。

六世班禪在北京圓寂后，仲巴呼圖克圖獨吞財物，卻朱嘉措因未分到財物，勾結尼泊爾廓爾喀人入侵西藏，搶劫扎什倫布寺，這體現(xiàn)了活佛轉世被家族勢力操控所引發(fā)的嚴重后果。

噶爾丹轉世為溫薩活佛：

噶爾丹是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琿臺吉第六子。

當時，藏傳佛教格魯派為擴大勢力，與噶爾丹父母建立了深厚友誼。1643年，第三世溫薩活佛羅卜藏丹津札木措圓寂前，稱將借助噶爾丹母親的身體投胎轉世。

次年噶爾丹出生，便襲承了溫薩活佛世系，成為第四世溫薩活佛。

噶爾丹9歲時，就以“四世溫薩活佛”的名義向清帝派遣使團，后還在西藏跟隨四世班禪和五世達賴學習佛法。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轉世爭議：

倉央嘉措被認定為六世達賴喇嘛后，受到拉藏汗等勢力的反對。

拉藏汗向康熙皇帝奏報倉央嘉措“沉溺酒色，不理教務”，并非真正的達賴轉世靈童。

康熙皇帝下令將倉央嘉措押解進京。

此后，拉藏汗另立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但西藏僧俗民眾大多不承認其地位，引發(fā)了關于六世達賴喇嘛轉世的爭議，這背后實則是各方政治勢力在活佛轉世問題上的博弈。

章嘉活佛轉世系統(tǒng)中的亂象：

在歷史上，章嘉活佛轉世系統(tǒng)也曾出現(xiàn)過一些問題。

部分地方勢力為了掌控這一重要的活佛系統(tǒng)，獲取宗教和政治利益，試圖干預轉世靈童的認定。

他們通過賄賂相關人員、操縱宗教儀式等手段，企圖讓符合自己利益的人選成為轉世靈童，使得章嘉活佛的轉世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正常的宗教儀軌，出現(xiàn)了定向轉世的嫌疑。

哲布尊丹巴活佛轉世相關問題：

哲布尊丹巴活佛是漠北蒙古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

清朝時期，一些蒙古貴族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與部分寺廟上層勾結，在哲布尊丹巴活佛轉世過程中施加影響。

他們試圖將轉世靈童限定在自己家族或相關利益群體范圍內，以實現(xiàn)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的結合，這種行為破壞了活佛轉世的公正性和嚴肅性。

為解決這些活佛轉世中的亂象，1793年清朝政府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確立了金瓶掣簽制度，將活佛轉世納入中央政府管理和法制化軌道。

此后，歷代中央政府都嚴格按照相關規(guī)定管理活佛轉世事務，有效維護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的正常秩序。

05

說下金瓶掣簽制度

1、秘密尋訪“轉世靈童”。

所謂活佛轉世，簡單地講就是當高僧大德圓寂后，地方上層統(tǒng)治者首先會同一些著名寺廟的“赤巴”(方丈)磋商，根據(jù)該活佛生前的一些暗示或預言等線索，按照一定的宗教儀軌，到圣母湖觀看顯影;

請大喇嘛、巫師祈禱、占卜和降神等，預卜轉世靈童出生的地域特征、村落、周圍山水景象、父母姓名、家庭概況等線索，而后由西藏三大寺派人分赴藏區(qū)各地秘密尋訪轉世靈童。

2、辨認前世活佛器物。

將前世活佛使用過的法器等物與其他人使用的物品放置一起，例如眼鏡、銀質鉛筆、念珠、象牙手鼓等，請尋覓到的數(shù)位有靈異特征的幼童辨認，根據(jù)他們辨認物品的準確程度篩選之。

除外，還要進行身驗，觀察幼童身體是否有不同于凡人的奇異征兆，例如大耳寬眼、眉毛上翹、身上有虎皮斑、海螺紋等。

3、實施金瓶掣簽。

1792年，清廷下令整飭活佛轉世制度，廢除了“吹忠”(護法神)指認轉世靈童的做法，改行金瓶掣簽。即將3-4名轉世靈童的名字、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于象牙簽牌上，放進瓶內，選派喇嘛祈禱七日，然后由駐藏大臣等人主持，在大昭寺釋迦牟尼像前篩選正式認定。

此外，清政府還于雍和宮另設一金瓶，當漠南、漠北蒙古及東北的盛京(沈陽)、中原的北京、五臺山、承德等地藏傳佛教寺院的高僧活佛轉世時，其靈童的認定由理藩院尚書主持掣簽，過程同上。

4、報請中央政府批準繼位。

掣簽完畢，由駐藏大臣或理藩院尚書將所認定的靈童名字、年齡、家庭出身等結果，及時準確地稟報朝廷，請求中央政府的批準冊封后，使之名正言順地繼位，成為該前輩活佛的合法繼承人，并昭示天下善男信女。

5、舉行隆重的坐床大典。

選定良辰吉日，屆期駐藏大臣或理藩院尚書蒞會主持并致辭祝賀，各地活佛大德也會云集拉薩或北京拜謁歡慶，敬獻禮品。

轉世靈童則升座法床，接受朝賀，正式啟用前輩活佛的名號和金印。

此后轉世靈童也將接受漫長的經(jīng)學教育及諸方面知識的專門培養(yǎng)。

金瓶掣簽制度建立后，一直實施到民國年間，既為歷代中央政府所堅持，又為藏傳佛教界廣大僧侶所擁護，成為不可更逾的認定蒙藏地區(qū)活佛轉世靈童的歷史定制。

據(jù)統(tǒng)計，此制度延續(xù)了二百余年，僅西藏地區(qū)就有格魯、噶舉、寧瑪三個教派的39個主要活佛系統(tǒng)70余名活佛是經(jīng)過金瓶掣簽而繼承佛位的。

但

這壇漿糊里

沒人民

也沒有科學